1983年，也就是四十年前，周珏良（1916—1992）先生宣布论文《河、海、园——〈红楼梦〉〈莫比·迪克〉〈哈克贝利·芬〉的比较研讨》。这是他一向期望探究的遍及诗学的领域。仅仅，如王佐良在《周珏良文集》序中惋惜道出的，“许多事在他好像仅仅刚开了一个头”。周珏良并不执着于作品，咱们想要了解更多他在学识人生上的洞悉感悟，还须回看他在20世纪的优游进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景立于延安的我国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校园。1949年今后，校园归外交部领导，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其实除了延安的传统之外，清华外文系的传统，在北外，特别是英语言语文学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王佐良、许国璋和周珏良等闻名全国的教授都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结业生。

　　我在北外肄业期间没有见过周珏良先生。仅仅听英语系的同学说，珏良先生不只英文好，也是一个特别有学识、有风姿的教授。那时分我对释教产生了稠密的爱好。经北外中文系一位教师的介绍，我常常去坐落西四的广济寺读佛经，并在那里知道了周绍良先生。广济寺是我国释教协会的所在地，我在释教协会的图书馆也看到了多种“周叔迦居士赠书”，但我却从来没有把这些同周珏良先生联络在一起过。

　　2004年，我在研讨卫礼贤的过程中，发现他不只将我国的经典翻译成了德文，一起也将德国哲学译介到了我国。1914年的时分，他与一位名叫周暹的我国人协作将康德的《人心才干论》（1797）译成了中文。后来我在影印本的《人心才干论》（1987）署名周珏良的手书跋文中，知道周暹是周叔弢先生的名，这才真实将北外那位英语教授周珏良与周叔弢之子联络在一起。

　　珏良先生的终身，犹如一部我国现当代的前史。他1916年生于天津，身世于显赫的建德周氏宗族：曾祖父周馥官至两广总督；祖父周学海为光绪年间进士，终身恬淡功名，唯好读书，尤喜研讨医学；父亲周叔弢是实业家、古籍文物保藏家。珏良早年上完私塾后，结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之后在清华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外国语文系学习。抗日战争成功后的1946年，珏良回到母校担任讲师。作为清华培育的青年才俊，珏良与王佐良、丁则良和王乃樑一道被称作“四良”。1947年他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生，到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49年回国，在华北大学进行了时间短的政治学习后，从1950年开端他就一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在朝鲜战争后期的1953年，他赴朝鲜担任过开城休战商洽的翻译。

　　从珏良先生留下的文字中，能够看出真实对他产生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位是父亲弢翁，另一位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导师吴宓。

　　珏良先生在《周叔弢先生的版别目录学》《我父亲和书》以及《〈自庄重堪善本书目〉跋文》三篇文章中，对其父弢翁的藏书做过体系的研讨。他以为，依照清代诗人洪亮吉在《江北诗话》将藏书家分为考订、校雠、保藏、赏鉴、掠贩五种的说法，弢翁承继了传统，且远绍乾嘉年间的顾千里、黄尧圃。珏良在另一篇文章《自庄重堪藏书总述》中举例说到了弢翁所文书中的英文书，文学方面，包含《新会校会注会评本莎士比亚全集》，以及关于莎士比亚文法、词汇、列传等等的作品，还有许多教育用莎氏全集注释本，斯宾塞和弥尔顿的全集和分册注释本等等。此外还有许多丛书，如《人人书库》《家庭大学丛书》以及《司各特书库》。珏良说：“我少时从翻阅这些书中得益不浅。”

　　正是家庭藏书的潜移默化，让珏良开端对英国文学产生了爱好。作为真实启蒙教师的父亲，对珏良后来挑选英国文学作为自己终身的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效果。

　　珏良的别的一位人生导师是吴宓，他们开端相识于1935年的秋天，珏良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时分，是经他的堂兄周熙良介绍的。后来他们熟悉起来，吴宓常常将书借给珏良和他的同学李赋宁。1940—1941年珏良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做研讨生，吴宓成了他的导师。珏良以为，吴宓先生不只为人笃实诚实，在做学识方面也朴实无华，“从不作架空之论，更无哗众取宠之心”。珏良说到在清华的时分，吴宓曾开设“英国浪漫诗人”的课程：“他着重讲年代背景、诗人生平、诗的本事和思想内容以致英诗的格律，而独少谈起诗的审美方面。其时我觉得这样讲法太枯燥乏味，颇不满足。后来常识渐长，又到国外大学肄业开了视野才知道在新批评派盛行之前，这是文学的传统教法，体会到它自有利益。”珏良特别谨记于吴宓有关文学变迁的观点：“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摹彼人，舍本国之作者而取异国为榜样，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所以异采新出，然其不脱摹仿一也。”这不只仅适用于某一国的民族文学，一起也适用于比较文学。珏良以为，吴宓同样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他的《〈红楼梦〉新法》就是经过与英国小说的比较来知道《红楼梦》一书的特色。而吴宓的观点，在珏良后来的英国文学研讨、比较文学研讨中都有所体现。

　　珏良先生的身上带着一种旧年代的贵族气，从他不一起期的相片能够看出，他怀旧而又羡新，享用日子而又甘愿投入到新年代的潮流之中去。学生曾回想他“脸上总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浅笑”，我一向觉得他浅笑的背面，其实心里一向带有完结某种任务的坚毅。依照释教中观学派的说法，咱们能看到的珏良先生的终身，许多阅历，仅仅由于经历或习气所观察到的事物习性罢了，是所谓的俗谛。而从终究处体会珏良的心里国际，才是第一义谛。

　　珏良先生1950年进入北外任教——其时的北外还在颐和园周围的西苑，他们一家人只能挤在一间缺乏10平米的从前做过兵营的排房之中；1958年北外搬入魏公村的新址后，他们一大家子也只能住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中。前些天我在读珏良先生的夫人方缃（1920—2020）女士的回想录，她写道：“1986年校园落实政策，为他调整了宿舍，年已70岁的珏良竟然得到了一间宽阔的彻底归于自己的书房，喜不自禁。……他十分爱自己的书房，取名‘书巢’，并把它当成自己的号，写点什么偶然用以署名。……在书巢中为所欲为地翻出自己喜爱的书本、字帖、墨砚之类阅览欣赏，有时情之所至，磨墨写上一两帖诗词书法。”《书巢》是陆游的名篇，文中生动而诙谐地体现诗人嗜书如命、与书俱生的人生情况。陆游所谓“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这其实也是珏良先生的抱负。

　　在比较文学方面，珏良先生的论文《河、海、园——〈红楼梦〉〈莫比·迪克〉〈哈克贝利·芬〉的比较研讨》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珏良以为，虽然曹雪芹、梅尔维尔和吐温所在的年代彻底不同，但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密西西比河、海和大观园却构成了内部国际与外部国际抵触的戏剧性局面。他期望经过对不同国家不一起代的作品做更多的概括研讨，“应当能发现更多一起的艺术结构准则，甚至到达树立某种遍及性的有运用价值的诗学”。这一研讨其实现已直觉地打开了费正清“冲击—回应说”的理论格式。

　　即使在他的专业研讨领域，珏良先生也没有大部头的论著或翻译。一向到他晚年编撰的《英诗选译》，他也仅仅详尽剖析了庞德、华兹华斯、拜伦、蒲柏、莎士比亚、济慈、艾略特的八首作品，别离以《以最短的开端》《一首新鲜宛转的抒情诗》《咏佳人诗》《诗能够不言志》《无韵的诗》《美好的咏物小诗》《以俗为雅之诗》《墓铭——诗的变体》为题，经过诗人的生平、年代背景、诗篇的主题以及中英诗的比照，既讲解了言语、格律，又阐明晰旨趣。正由于珏良先生没有寻求庞大叙事的野心，他才干像诗人相同精确地向我国读者传达英诗中的审美和情调。

　　珏良先生的文章之所以有意义，让人读起来觉得有意思，最要害的一点是他不断在进行中西诗学的比较，而不是用实质主义的方法下结论。在《我国诗论中的方式直觉》一文中，他先后列举了宋代诗人陈与义所说的“生”于“眼底”而有待“组织句法”的《春日诗》之一；济慈的那篇在星空中的崇高的诗篇“huge cloudy symbols”（巨大而含糊的标志）；陆机那“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的境地；刘勰的“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眼前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的情况；蔡邕所论在书法中要“先散怀有，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苏东坡论文与可画竹之“胸中有数”；陈师道谓“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也”；20世纪现代音乐的传奇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谓音乐创造中的“the intuitive grasp of an unknown entity already possessed but not yet intelligible”（对已到达但尚不清楚的一种不知名物的直接把握）；以及他在芝加哥的教授克兰所谓的写文章要有“subsuming form”（统帅一切的方式）等，他经过中西诗篇、绘画甚至音乐的会通，提出用“方式直觉”来代替比如“心机”“神韵”“沉郁”“抑扬”等传统文论的领域。除了我国的诗词，他也说到19世纪英国闻名批评家阿诺德剖析其时英国诗作的时分，也会用到这一剖析方式。“我以为把‘方式直觉’作为我国诗论的一个特色，把握住这一点以研讨我国诗论就不会产生那种一般的误解。”

　　正由于珏良谙熟中英两种诗学、两种文明，因而他不管对英语文学仍是我国文学，都会有创造性的知道。他曾剖析过用新批评派评论家利维斯的方法来解读雪莱的诗——“用一个年代的诗感来读另一个年代的诗”，他以为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一起他也指出，运用我国传统的诗感来读雪莱，也是能够承受的，“由于它能忍受很大的含糊、含糊”。

　　王佐良先生从前说，珏良先生的“不行及处许多”。珏良先生逝世前从前把自己的文字整理成《周珏良文集》合计50万字，不过是600多页的一部作品罢了。但其间许多篇都是值得咱们今日仍然用心去阅览的。

　　虽然珏良有诗人的气质，也有一颗诗心，但他从上大学开端便“专心想当学者，不搞创造”，与他的同学、后来的妹夫穆旦（查良铮）走了彻底不同的路。他在讲到穆旦的《才智之歌》时引用了其间的一段：

　　之后，珏良如是评论道：“这才智之树是以苦汁为养分，是嘲弄人的，也是可咒骂的，但是它又是不凋的，碧绿的，不断滋长的……。”

　　珏良逝世后，大哥一良写道：“……其专业是英美文学，而我国文学涵养也很好，并擅书法。他生性懒散疏放，有诗人气质，嗜好甚多。……我为他写了一副挽联：‘生也优游，去得洒脱；诗精中外，书追晋唐’。”

　　珏良先生在晚年的时分谦善地说：“数十年来我是翻译界中一个打杂的，口译笔译，政治文学，外译中，中译外都搞过，都没有专门搞，又由于对文学理论有爱好，因之对翻译理论也常常留意，可也没有专门搞过。”其实，不管在翻译仍是在研讨上，珏良先生都对我国传统文明与英国文学传统做了极好意义上的结合，正是在这一结合之上，他对我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一种隔岸的洞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此根底之上，有着对文学和人生的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