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10日电 题：梁启超与卫礼贤为何可谓东西文明整合“双生子”？

　　当时，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演进，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面是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的深层危机；一面是科技腾跃性打破带来的难题。对此，需求人类才智竭尽全力，东西文明深化交流、整合，乃至产生新的跃迁，这是年代的呼喊。

　　所幸的是，伴随着先觉者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化反思，东西文明整合之旅在20世纪初已起步。梁启超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作为文明阅历者、体会者，一由东向西，一自西徂东，两人好像担负相同任务的“双生子”，打开了东西文明整合的通道。

　　戊戌变法失利后，侨居日本的梁启超于1903年远渡美国，为的是联络海外华人寻求资助，当然也想到冉冉升起的“新罗马帝国”一探终究。旅途所见，他一面痛心于华人社会的停滞不前，一起一把号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病症：物质日子片面展开，精力日子匮乏干涸——人类文明有堕坑落堑之虞。这个知道犹如囊中之锥锋芒毕露，确立了其安身本国精力根基、整合东西文明的为学主旨。

　　1918年末，梁启超一行数人到欧洲调查。彼时第一次国际大战硝烟未散，处处充满着幻灭的气氛。文艺复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现代西方，遭受了第一次重创。慕尼黑的中学教师斯宾格勒出书了一本书，名为《西方的衰败》，马上引起巨大反应。欧美文明精英们慨叹：现代文明到了从头调整方向的时间。

　　1919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在巴黎城外的寓所写作《欧游心影录》，体系总结了他关于东西文明整合的思维：安身我国传统的修身之道，回来人类精力之本，开出习惯现代需求之用——此之谓“返本开新”，正是其根据对现代性的深化知道提出的我国文明复兴之路。

　　与梁启超一起，一位西方学者正担负着相同的历史任务。1873年5月10日，卫礼贤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只比梁启超晚了两个多月。1899年作为传教士的卫礼贤来到当时作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对我国文明一见钟情，尔后20年一向待在我国。他经过兴办校园，结识了一批通晓旧学的学者，特别是1911年之后前清遗老及各界文明人士纷繁来到青岛流亡，卫礼贤与他们一道安排“尊孔文社”，发明了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一起参加交流活动的，还有在青岛侨居的德国学者，他们常常展开东西方对话，故又称“中西文社”。再加上随后鼓起的经典翻译，这些活动成为卫礼贤深化学习我国文明非常有用的方法。到1920年前后，卫礼贤已是蜚声中外的翻译家和汉学家。

　　值得重视的是卫礼贤与劳乃宣协作翻译《易经》的经过。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不只传统学养深沉，关于国际形势、各国政治也非常了解，还通晓数学和音韵学，活跃推行汉字简化和拼音。1913年，由前山东巡抚周馥慎重举荐，卫礼贤成了当时已逾七旬的劳乃宣的正式弟子。劳乃宣具体解说《易经》的文句义理，卫礼贤在理解消化的基础上逐句译成德文，为避免遗失和误差，再回译成中文，请劳乃宣校对。在此期间卫礼贤连续翻译出书了《论语》《老子》《列子》《庄子》《孟子》《大学》等经典，《易经》的传习和翻译则历时数年，至1921年总算完结。1924年卫礼贤应法兰克福大学之聘回国，同年《易经》德文本出书，随后被转译成各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国际。

　　卫礼贤的文风与梁启超类似，其翻译的我国经典并不着重文句层面忠诚原著，而是掌握其精力主旨，以日子化的言语疏通粗心，因此大受欢迎。除了儒道经典，他还选译《三国演义》《聊斋》等通俗文学，撰写了很多介绍我国的文章。同梁启超相同，卫礼贤交流中西，乃是安身当下，面向未来；经过他的翻译和作品，不只力求出现给西方一幅完好的我国文明图画，更经过这些表象传达生动的我国文明精力，从而激活与拓宽西方文明。可以说，德语国际乃至整个西方经由卫礼贤的作品，对我国文明精力的了解逐步深化。

　　与一般人眼中的“做工作”不同，卫礼贤对我国文明的学习和认同植根于本身体会，是自我生命生长的需求。他把与我国相遇当作一种天命，以本身生命感知我国人的心灵，乃至与往圣先贤精力相通。

　　我国文明的学习，反过来又促进了他对西方文明的体认。一战结束时，卫礼贤为家人和拘押在青岛的德国战俘写过一本小书——《耶稣其人》。与惯例的《圣经》解说不同，卫礼贤将耶稣当作不断走向完全澄明之境的“修成”的圣者；换言之，将“道成肉身”转换为东方读者了解的“肉身成道”。这当然与卫礼贤罗致东方文明有关，但并不能简略当作是东方思维的移植，而是借由东方触发西方宗教丰厚的灵性资源，就如经由释教东传，儒学开出了宋明理学，既不能否定释教的激起效果，也不能简略认为是儒学的借用或变异。

　　卫礼贤安身于求道之志和心灵体会，其文明交流达致精力逾越的层面。1925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兴办我国学社，在建立典礼上作了题为《东方和西方》的讲话，归纳了对我国学社的希望，亦即自己的文明任务。他指出，我国学社旨在衔接东西方的精力，不能停留在外表，而须诘问我国及东方根植的最深层力气。

　　对此，梁启超与卫礼贤二人一起的老友张君劢看得清楚，指出“卫礼贤不是文明研究者，而是一个文明阅历者，一个文明体会者”。二者的差异在于方法不同，一为外在调查，一为内涵体会。文明阅历者是从个别生命需求动身，寻求自我精力窘境的解决之道，以此为基础推己及人，再推行到整个年代；而文明研究者是从所谓客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动身，与自我的生命体会是阻隔的。

　　相同，梁启超也是个文明体会者。根据自己的修身体会，梁启超拈出王阳明和大乘释教。“大乘”指的是释教终究圆融的意旨，其特质是尘俗日子和超世精力圆融为一，释教的展开可看作是此主旨不断开显的进程。实则这也是我国文明精力的体现，冯友兰用儒家的言语归纳为“极高超而道中庸”。一方面，儒释道三教经过相互激起，在各自内部不断趋近之或完善体现之；就文明整体而言，至少从唐宋以来，三教交融为我国文明展开的大趋势，其内涵理路便是不断趋近此真精力。王阳明的“致良知”教法，从儒家内部展开来说相当于儒家的“大乘”，就我国文明而言，则可看作三教交融的效果，其特点是每个人就各自工作和身份的便利，在日常日子中随时随地修炼精力，被梁启超认作合适现代人的“不二法门”。

　　1920年后，卫礼贤时间短回德国，1922年头以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的身份再来我国，1923年受蔡元培礼聘在北京大学教授德国文学，一起兴办“东方学社”，在此期间与梁启超、胡适、张君劢、徐志摩等交游亲近，结为挚友。

　　卫礼贤对梁启超非常推重，不但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多征引和转述梁启超的思维，还在中西互释的语境中与之唱和，例如在将梁启超所作《释教心理学浅测》翻译成德文的一起，自己又写了一篇续文加以引申分析，乃至还向瑞典探险家文雅·赫定引荐梁启超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

　　走完高度神似的人生路途之后，两人差不多一起离世。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不久卫礼贤也忽然旧疾发生，于1930年3月1日在德国图林根病逝。两人仅得中寿的终身，因反常勤勉和精力充沛，各自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分别在东西方获得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与卫礼贤作为担负相同任务的“双生子”，打开了东西文明整合的通道。正如梁启超返本开新的路途为后来的现代“新儒家”们所承继，卫礼贤的经典新译和中西互释途径也为后继者敞开了一片新天地。(完)

　　刘海边，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古籍出书社哲学修改室主任，副编审。长时间致力于传统文明和古典学术的研习和传达，主编《原学》辑刊，出书专著《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编选《熊十力论学书札》等，策划出书的重要图书有“新编儒林典要”丛书、“佛门典要”丛书、“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咱们今日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长教育》《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演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