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一个多雨的下午，乘坐火车从卢森堡驶往法兰克福，你会看到阴郁的云气笼罩着德意志的山岭、河流与森林。而与你同行的德国旅伴多数沉默寡言，静静地望着窗外的农舍、田野、古堡与城市。

　　如果像他们一样陷入深思，你会想到这里曾经是一片火与剑交织的土地，铁路两旁的山毛榉树林是以千百年来无数征战杀伐所流的血浇灌的，埋藏着古往今来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喜乐哀怨的故事。在远方，古老而阴森的森林是德意志民族的根基，历史、民族、国家、诗歌、艺术与哲学，德国的一切归根结底来源于森林带给人们的灵感。

　　无数的德意志民间传说和童话发生在这片森林的树影之下。而任何对德国的考察，也许都需要透过这遮天蔽日的林木，看到隐藏于其下的民族灵魂。这个灵魂曾经狂躁不安，也曾静思己过。而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崛起的，或许是一个理性与和平的新生命，或许还有无法抹去的旧日阴影。

　　长期以来，德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也许正因为如此，恐怕世界上没有一点一个民族能像德国人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国家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泰斗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对于一个久经分裂、内斗、并曾遭受外族压迫之苦的民族而言，强烈的国家观念是对这种经历的本能回应。而在这种国家观念升达极致的时候，它会演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一点，德国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注脚。

　　1871年德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那之前，这个民族一直陷于长久的失望与沮丧之中。但当威廉一世在众臣拥戴之下，在象征法兰西王权的凡尔赛宫镜厅登上帝位的时候，不仅法国感到万分羞辱，而且所有人都意识到，欧洲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这个庞大的国家要从列国的仆从变为列国的主宰。

　　但此时威廉一世想到的却是一件1800多年以前的事情。根据他的命令，人们在条顿堡森林为古代的日尔曼将领海尔曼树立雕像，以他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的胜利作为德国立国的起始。至今海尔曼把剑向天的形象还在那里昭示德国人古老的民族观念。在公元9世纪的那场战役里，蛮族的刀剑战胜了帝国的方阵，最终，罗马帝国在野蛮人汹涌洪流的冲击下轰然倒塌。

　　这场日耳曼人的胜利或许是历史的倒退。至今法国人和德国人仍然在为查理曼大帝属于哪个国家争论不已，但毫无疑问，查理曼为日耳曼各族征战不休的局面恢复了秩序。他死之后，诸子争位，裂土分疆，东法兰克王国成为德国的雏形。962年，又一位雄才大略的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由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但正如法国人伏尔泰所说的，这一个国家“既非神圣，亦非罗马，更非帝国”。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个分崩离析的实体。与教皇的连年争斗耗尽了帝国的实力，“黑死病”的肆虐、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这里上演了无数的惨剧。

　　更大的灾祸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 ，“三十年战争”令德国满目疮痍，德意志大地成为欧洲诸强争霸的战场，三分之一的人口沦为炮灰，大片农地荒废，民众陷于贫困。恩格斯曾经给以如此苛刻的评价：“简直没有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的制度的腐败尸骨的力量都没有了。”

　　但所有人都忽视了这个民族崛起的力量。波罗的海沿岸的小邦普鲁士以其纪律严明与强硬的作风，崛起为德国统一的主导者。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德国人向往统一的宿愿由王国的宰相俾斯麦完成。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志大才疏的拿破仑三世曾经宣称 “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但在这位傲慢的皇帝在色当被俘时，所有人对德意志的蔑视就全成为过眼烟云。

　　俾斯麦以铁和血赢得德国的统一，但这位战略大师深知这一个国家也可能毁于铁和血。面对德国的不稳定处境，他希望能够通过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建立一个联盟体系，维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但德国人似乎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都以为这位老官僚的思维过于保守了，德国人不应只看到蓝色的天空，他们也应扩展海洋与土地。与英国的军事竞赛最后导致了英德结盟可能性的破灭。

　　一战之后，德意志再次落入任人宰割的境地，但这一次它的反应更为狂暴。在“二十年的休战”之后，希特勒的铁蹄就踏遍了欧洲，引发人类现代史上最为惨痛的浩劫。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发挥到极致，将会引起怎样的悲剧，也许德国是个最好的例子。

　　在德国的古代文化里，屠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齐格菲即因斩杀巨龙、沐浴龙血而刀枪不入。当古代罗马人初次接触日耳曼部落的时候，他们就因这些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蛮族身上尚武的风气而深感震动。凯撒在其《高卢战记》中对于日耳曼人并无多少记述，唯独对其野蛮与好战有所描绘。凯撒当时所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些他所轻视的野蛮人为雄壮的罗马帝国挖掘了坟墓。

　　德国人向来将开疆拓土的君王奉为英雄。即便是历史上曾经蹂躏欧洲的匈奴王阿提拉，在德国史诗 《尼伯龙根之歌》中也有“艾柴尔大王”的美誉。凡其历代英雄，诸如查理曼大帝、奥托大帝、红胡子腓特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铁血宰相俾斯麦等，无不以武功获得国人敬仰。腓特烈大帝的父亲即有“士兵国王”之称，对待部下极为严苛，其建立的中央集权与军国主义传统，在其子手中成为称雄欧陆)的利器。

　　不仅如此，战争文化深植于德国的血脉之中。哲学家黑格尔说“战争是永恒的，也是道德的”；军人毛奇元帅说，“永久的和平——这是幻想。战争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可以表现出人的崇高。”就是这种军国主义的作风和好战文化，让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给世界带来浩劫。

　　但也许日耳曼人并非天生好战的，在古代，他们受到了来自东方的民族大迁徙的压迫，从而向别的方向侵略。喜好争斗的性格或许仅仅是对一种严酷环境的反应。传统日尔曼民族是以在大森林里的农耕社会为主的，在德国的民族性格里，战争的剑与和平的犁是统一的。

　　例如，在中世纪，除了腓特烈一世皇帝、条顿骑士团等力量外，德意志处于受四邻欺压的境地，并无对外扩张之举。在英国和法国的君主公然与教皇对抗的时候，德国民众却对天主教教士的强征暴敛逆来顺受，这个顺从的国家甚至当时有“教皇的奶牛”之称。德意志民族往往在遭遇严重危机的时候爆发出强烈的力量，有时伤及他人。

　　1945年德国人的感觉就是，这一个国家和民族经过百转千回又回到了原点。希特勒宣扬的“千年帝国”在刹那间覆灭了，德国重新沦入一无所有的境地，国土分裂成两部分，驻扎着异国的大军。因而德国人把这一年称作他们的 “零时刻”。他们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开始，而这次开始将是德国的新生。最终成熟了的德国人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国家的统一。

　　美国主导的盟国原本希望能够通过一项“摩根陶”计划，将联邦德国彻底变为一个失去工业能力的农业国家，以让这个曾经肆虐欧洲与世界的战争机器永远熄火。但地理政治学的考虑很快使盟国意识到，德国的稳定与繁荣对西方阵营的巩固有利，于是改弦更张，德国人又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但这样的好机会还需要有积极的国民来抓住。腓特烈大帝曾说 “这个民族是沉重和懒惰的，一定要有鞭子赶着，他们才会向前走。只要你稍为停下鞭子，他就会止步不前。”事实上他的见解早已过时。50年代初，联邦德国人开始拿出古代武士的沉静力量，默默地努力恢复本国的经济。而与此同时，民主德国也成为华约集团中最为富有和先进的国家。后来这个民族重归一统后，便崛起为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它甚至崛起为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出口国。

　　更大的变化是，德国成为二战后最为温良的国家之一。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首倡与法国和解，更积极奉行“东方外交”政策，最终使“柏林墙”倒塌，民族同胞重新聚首。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向犹太人遇难者下跪之举，更是一个民族自我反省悔过的典范。西德以一个战败弱国成为欧盟重新一统的发动机，现在更是欧盟的重要主导力量，力主欧盟向东扩展。而在2003年，德国**和德国人也是以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而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最近的几年来，由于德国经济上的相对停滞，英美所属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常常讥讽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僵化。但在2005年的选举之后，新任总理默克尔正在推动德国的改革与繁荣。

　　但与此同时，旧日的话题仍然没有结束。古老的历史、纳粹的历史、的历史仍在困扰着德国人的心灵。在选举中，前东德的左翼政党再度崛起为重要的力量。而让人担忧的是，在极右翼的方面，新纳粹主义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与此同时，德国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仍让这一个国家的民众生活在一种忧烦之中，关于派军参加在巴尔干半岛或者阿富汗的行动是不是正确，人们仍在不断地争论。

　　法国人米歇尔·阿尔贝尔在他的专著《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冷战之后，即将出现一场新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前奏，这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而是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与莱茵式资本主义的对抗。”

　　在竞技场的一边是受到“新保守主义”熏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联邦的各国和美国)，另一边是奉行“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莱茵河两岸的国家(除了整个的德语区、还包括荷兰和斯堪地纳维亚国家，以及 “亚洲的德国”——日本)。

　　第一，从处理物品和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商品性物品在新美国模式中的地位明显要比莱茵模式更重要。住房、公共交通、医疗卫生、教育这些在莱茵模式中属于公共事务范畴的物品在新美国模式中则完全是商品；

　　第二，从处理金融业和工业关系的角度来看，在莱茵模式中，资本主义主要操纵在银行手中，企业和银行互相参股，形成了一种牢固而封闭的工业——金融共同体。而在新美国模式中，资本主义主要掌握在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手中，企业更看重短期利润最大化；

　　第三，从处理企业和雇员关系的角度来看，莱茵模式的企业管理方法是“共同参与决定制”，而新美国模式则采用“股本模式”。在莱茵模式中，雇员是企业决策的参与者，是企业培养出来的财富。在新美国模式中，雇员是企业的一个生产要素，因此企业只雇佣使用价值大的人。

　　阿尔贝尔认为，莱茵模式具有无与伦比的工业能力和贸易攻击力，拥有坚挺的货币。莱茵模式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更完善，社会更加平等。

　　的确，正是莱茵模式使得联邦德国在战后30年间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战败国跃升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莱茵模式为联邦德国带来了坚挺的马克、坚挺的工业、坚挺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坚挺的中产阶级，最终还使其有资本通过“赎买”的方式完成了统一大业。

　　但经济学家都清楚，莱茵模式不仅带来经济繁荣，还让德国染上了高福利、高劳动成本、高国债、高税收、高失业、低投资率、低增长的“德国病”。财政负担不起，只能举债增税，而高税收又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造成大量资金外流。资本外流又导致国内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增加。岗位减少意味着税收的减少，失业率的增加又加重了福利负担，**不得不再增加税收，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意识到，德国经济衰退的症结在经济体制上，在统一后的八年中，他对福利制度和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然而科尔本人对困难估计不足，采取的措施明显力度不够，福利和税收改革也因多种因素半途而废。最后高失业率和沉重的社会福利保障支出拖垮了科尔**。接替科尔执掌德国政坛的是社民党人施罗德。

　　施罗德意识到，德国缺少的不是创新的能力，而是推动人民去创新的体制。在任期间，他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法案的出台：《伦敦宣言》确定了以供给导向经济政策为主，需求导向经济思想为辅的改革理论基础；“哈茨法案”彻底改革了劳动力市场，改变了“一生只为一个公司工作”的观念；《2010议程》改革了福利保障体制，重新定义了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施罗德降低了养老金支出，默克尔废除了**对养老的补贴。施罗德削减了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默克尔干脆合并了这两项补贴，取消了社会救济。

　　莱茵模式真的在这场“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了吗？是否当默克尔起身离去之时也是莱茵模式淡出历史舞台之时？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要回到本文开头阐述的三种关系。

　　第一， 从处理物品和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在德国改革之后，一些原属于公共事务范畴的物品的商品性质的确有所增加，但并非所有的社会福利制度都在商品化，**所剔除的只是那些“过度”的保护，“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福利国家”并没有被否定。

　　第二，从处理金融业和工业关系的角度来看，金融市场的实力在莱茵国家中逐渐上升，“管家银行”的传统观念在德国开始销声匿迹了。新美国模式已经渗透到了莱茵国家。与此同时，莱茵模式也在逐步渗透到新美国模式之中，美国的大跨国公司虽然依赖金融市场，但它们并不屈从于金融市场的随意支配，因为资本分散，任何股东都不能拥有足以得到特殊权力的股份。不是股市中的暴富，而是内部的力量——长期的产业战略和技术、贸易革新计划——维持了它们存在。从这一点来看，莱茵模式和新美国模式有互相融合、趋同的态势。

　　第三，从处理企业和雇员关系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虽然迫使工会在某些方面不得不有所克制，但并没有撼动“共同参与决定制”。放松解雇保护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劳资谈判在企业一级进行使公司能够根据市场的信号及时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提升公司竞争力正是摆脱“德国病”的良方。

　　可以认为，在德国统一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毁掉莱茵模式。恰恰相反，它更像是对莱茵模式的刮骨疗伤，用新美国模式的药医治莱茵模式的顽症，最终还莱茵模式一个健康新鲜的机体。至于这进口药的疗效到底如何，还需我们拭目以待。

　　据最新统计数据，2006年，中德国双边贸易额增至782亿美元，同比增长23.6%，其中中国向德国出口403.2亿美元，增长23.9%，从德国进口378.8亿美元，增长23.3%。能预见，到2010年两国贸易额可望按双边计划达到1000亿美元。

　　如今，德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欧洲在中国的最大投资国。到2006年底，德国在华直接投资项目5338个，实际投入134.2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为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等，大部分为生产性项目，技术上的含金量较高；德国企业在华已经建立了1700个左右的子公司或代表处，许多大公司均在华建立了独资和合资企业。近几年来，中国也加强了对德国的投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在德国投资企业约700家左右。

　　与此同时，两国在科技、文化和教育交流及军事交往等领域的关系也有了快速的发展。 建交35年来，中德关系虽也有过摩擦，甚至还经历过19**和1996年那样的低谷，但两国关系总体发展仍是迅速的，并成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合作的范例。

　　中德关系快速地发展是多方面问题导致的，这一总趋势绝不会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因为两国总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战略利益主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也不存在历史遗留下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两国在国际重大的问题上一向持有相同和相似的观点，中国一贯支持德国的统一，支持德国在国际上承担更大的义务，支持德国“入常”；德国也从始至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施罗德还曾多方游说各方希望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就为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

　　在经济领域，两国又具有重大的互补性：中国拥有辽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德国则拥有雄厚资金、又能信守合同、保证资金到位及时、技术转让条件优惠、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上乘，加上两国多年合作建立的信任以及中德合作企业对周边地区巨大的辐射力，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们说两国关系发展良好，从不意味着两国关系中不有一定的问题。我们和德国过去有过矛盾，现在有矛盾，今后还会有矛盾，而且历届**都不例外。默克尔执政后矛盾依然存在。2007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所谓中国强迫劳役的决议，默克尔总理对华***问题的一再批评，德国外长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指责，默克尔2007年9月23日会见，都是这种矛盾的突出反映。

　　首先应该承认，在***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和不足，我们也愿意听取朋友们的建议和批评，并正在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改进，但改进需要一些时间。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真仔细地分析这些矛盾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第一步是要指出的是，德国统一以来，大国意识日益强烈，希望在国际上承担更多的义务，默克尔上台以来德国在外交领域频频出招，并取得成功，更加剧了这一追求。

　　近十几年来，国际政治学中出现了一股建构主义潮流，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价值成分、软实力、社会和文化的作用，倡导“文明力量”和***。这一点在当代德国外交中已经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

　　加之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急速提高使一批西方政客慌了手脚。他们连忙祭起“”的大旗，向中国施压。这一点在德国也已能看得清楚，特别是今年中国有可能取代德国变成全球出口冠军和第三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此外，德中关系中存在着传统的分歧：这就是西藏问题、、***问题和贸易摩擦问题。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因为国家利益的差异，二是因为地理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关系的不同，三是对***问题在理解和政策上的分歧，四是在德国政界中确有一批

　　对于上述有关的矛盾和冲突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进行了有利、有理和有节的应对。这是事件本身的需要，更是为了继续发展德中健康的双边关系的需要。中德之间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是两国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能够说是来之不易，理应值得双方的珍惜和爱护。而历史和现实也都告诉我们，德中之间在每次冲突之后，只要双方处理得当，便会很快捐弃前嫌，使两国关系沿着正常的轨道继续前进，而且会发展得更好。

　　德意志民族的悖论，让它的音乐也充满复杂对立的情绪：激昂、复仇、自由、进攻、战斗……，是德国音乐家们艺术创作的核心主题。

　　波恩，莱因河畔的一个小城，德国的故都。不过它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贝多芬的故乡。9月到达波恩的时候，恰逢“贝多芬音乐节”，演奏比赛、音乐会等各类纪念活动正在不间断的上演。在波恩，如今这是一年一次的活动。

　　因贝多芬扬名的波恩，到处都弥漫着贝多芬的气息：贝多芬音乐厅、贝多芬广场、贝多芬纪念碑、市政厅传出的贝多芬音乐，甚至，贝多芬啤酒。座落于波恩巷20号的贝多芬故居，掩映在两座建筑之后。当年房屋面临拆除的时候，波恩的12位市民于自发成立了贝多芬故居协会，买下并把两间房屋打通，并建立纪念馆，这才留存至今。

　　踏着石板路，贝多芬故居不远处，便是教堂广场，青铜色的贝多芬塑像立在其间，表情凝重。诺曼·莱布雷希特的《音乐逸事》中写道，一位女士曾经问贝多芬是否经常去看莫扎特的歌剧，他面无表情的回答说自己对那些作品不很了解，而且除了自己的音乐外很少听别人的。

　　如果把这句回答理解为恃才自傲的表现，那可有点误会贝多芬了。事实上，是因为贝多芬非常坚持作品的原创性。相比较而言，巴赫的合唱作品通常为教堂特定演出而作，海顿的音乐也是为重大事件或活动而创作。只有贝多芬的音乐，可当作“自然”的音乐：“坚决推翻了以往常规，为英雄的理想和热烈的激情而抗争。”贝多芬早就声称，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学更高一层的顿悟，他和歌德私交甚深。

　　提起贝多芬，耳熟能详的就是《英雄交响曲》。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终其一生追逐着他的“英雄”理想。当然，如今听贝多芬已经不是什么时髦的事情，莫扎特的舒缓优雅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情调。不过这种“庄严、伟大而又疯狂”(歌德语)的音乐，是法国大革命前的海顿和莫扎特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出来的。基于这个原因，人们也习惯将贝多芬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把他和拿破仑相提并论，两个人身上都拥有一种冲破一切旧秩序的力量。

　　音乐史上后来的浪漫主义扩张，其实都在延续着对贝多芬“英雄理想”的探索。瓦格纳就是个典型的“激进分子”。 在很多文章中，瓦格纳都曾信誓旦旦的称自己是德国文化传统的传人，希望自己能成为浪漫主义时期的贝多芬。

　　1848年欧洲革命的时候，亢奋的瓦格纳满怀着对社会的种种不满，在无**主义刊物上大量发表革命和造反文章，还到工人中鼓动讲演。除去这些行动，瓦格纳的创作热情也喷薄而发，创作大量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斗士情结”，为了让人们从弥顿的生活中振奋起来。

　　不过有的历史学家并不认同瓦格纳的 “英雄气概”，EmilLudwig就是这里面之一。他告诉读者，瓦格纳是“最危险的人物”，希特勒后来成为他的信徒也绝非偶然。但是瓦格纳的歌剧却非常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当人们听音乐闷了的时候，至少还能够正常的看到精彩的演出。

　　和瓦格纳处于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浪漫主义”代表是勃拉姆斯，今年是他逝世110周年。他被认为是德国古典主义音乐最后的作曲家，与巴赫、贝多芬并称为“3B”。但在国内，他显然不及另两位有名。

　　和贝多芬不同的是，即便同样感受到彷徨与迷茫，勃拉姆斯会选用一种回归纯朴生活的表达方式，带有一定躲避生活的消极色彩。同时不同于其他同时代浪漫主义音乐家的，勃拉姆斯的欢愉张扬中带有一种严谨、均衡，以一种节制的态度来对待情感。生活中如是，所以也成就了他和老师舒曼的妻子克拉拉后来一段为人称道的佳话，相互倾慕却互不介入。勃拉姆斯的作品也被称之为“用古典主义酒瓶，装浪漫主义新酒”。

　　2005年那个夏天，是我八年留德生活中最忙碌的日子。除了博士论文答辩，论文出版等冗繁事务，还要给国内的《读书》杂志写一篇关于德国总理提前解散国会是否违宪的文章。那一段时间里，我见面最多的是我的律师朋友克劳迪亚·卡尔。

　　克劳迪是学过一些中文，痴迷中国的道家学说，收集了十几种《道德经》的德、英、法译本。我们相识也是因她想背下 《道德经》的一些章节，让我纠正她的发音。她也帮我校对过博士论文，后来我又去了她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经常跟着去开庭，许多年下来，交情深厚。因为要离开德国准备回国，觉得我们很快会天各一方，于是总是见缝插针地会面。

　　和克劳迪亚碰面当然免不了要谈到德国总理解散国会这一个话题。其实，正是在那一段时间的某次会面中，她的一句并不刻意的话骤然提升了——如果说 “彻底改变了”过于夸张的话——我对什么是法治(制)精神的认识。

　　那是7月间的一天，我们就坐在洪堡大学边Dorothe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猜测总统的法律智囊会出什么主意。当时我已经基本理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大概情况是，当年的地方选举中，德国总理施罗德所在的社会节节失利，加上当时失业人口已超过五百万，离竞选口号中提出的“控制在四百万以下”的指标相去甚远，基本可预见次年即2006年全国大选的下台结果，于是施罗德发表相关声明，要向国会(Bundestag)提出信任案，但目的是争取不信任，从而具备宪法规定的提请总统解散国会、提前进行全国大选的法定条件。

　　这位学法律出身的总理，走的完全是宪法规定的程序，即向国会提出信任案，当投 “不信任票”的议员超过半数，向总统提出解散国会申请，总统审查批准后便进入提前大选的程序。他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所有政党的响应，普通百姓其实也已经忍受不了时任**“半死不活”的状态，所以大选提前可谓民心所向。

　　但宪法学家可不这么看：联邦德国的立宪之父们基于沉痛的历史教训，即当年魏玛宪法没有为国会解散设置实体条件，魏玛共和国国会前后被解散七次，最后导致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所以现行宪法强调 “**稳定”，反对议会自动解散制度，所以宪法规定的“国会不信任”标准必须是议员“真实”的不信任。

　　我完全领会、某一些程度上也同意宪法学家们的法理辨析，他们环环相扣的法律论证，打消了一个又一个我对德国宪法条款的“想当然”的错误理解。但临到自己作判断时，我总觉得用 “三段论”推理来下违宪结论不合心意。

　　克劳迪亚也持总理违宪观点，她也知道我并不是要等判决，所以很纳闷我的思路到底卡在哪里了。其实我明白，我脑子里模模糊糊转着“良性违宪”的念头，可和平时代起这一个话题是不会在德国人那里得到共鸣的。

　　我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如果为总理的强词夺理地解释法条网开一面的话，就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德国无谓地再蹉跎一年，难道这不是一种智慧的选择？我来自一个正处在建设阶段的国度，那里的民众盼望执政者雷厉风行地创造政绩，好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对我们来说，一年是多么长的时间啊。

　　我终于找到了提问方式：“会不会认为德国承受不起浪费一年时间的代价呢？”

　　克劳迪亚耸耸肩，轻飘飘地说：“连违宪的代价都能承受，一年时间怎么会承受不了呢？”像遭了雷击般，我愣在那里。克劳迪亚还在发挥：“政治家无能成了违宪的理由，那么很快我们的宪法就会成为装饰品，那还了得。时运不济的总理就得认倒霉，一不顺手就想动宪法，他还以为在……”

　　那天，我们肯定聊了很多，但我只记得她耸着肩、那一句不假思索的 “一年时间怎么会承受不了呢”。那一刻，我骤然明白，自己在德国生活了整整8年，享受了“法治”的种种好处，还学了一大套复杂的法律术语和理论，读了好一些德国判决，但还是常常会感到隔膜，尤其在费劲弄明白德国法对某个复杂的法律问题的法理辨析后，更会长吁短叹。不是因为那些法律规则有多复杂或者法律辨析技术有多精湛，至少不仅是这些，而是我的“血液”中缺少了那种“循规蹈矩”的基因，缺少那种认认真真地对待法律的基本素质，所以每每会发出“这也太较真”的感叹。

　　这一次也一样，想到国家能节约一年时间，就把宪法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的基本道理抛到了脑后。我学的那些法律道理法治理念还都在书本上，而它们对于克劳迪亚，就像喝了好酒后说声“味道真不错”那么自然和真实。

　　回国已经两年多了，在好些场合我被邀请谈谈在德国学习法律的感受，有时候还真不知从何说起。但慢慢地，和克劳迪亚的这次谈话，成了我留德生活中少数几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本文作者系洪堡大学法学院博士)

　　S女士个子很高，脸上散落着些许雀斑，微红的脸膛，经常露出天真的表情。虽然每晚睡前必饮一升啤酒催眠，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身材仍然良好。她自称年轻时跳芭蕾出身，后来在马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专供“对外德语”。

　　生在德法边境的S自幼精通德语和法语，是语言天才级的人物。来中国后，她经常拿着田字格本向中国同事请教汉语问题，后来在我们的浑然不知中，传说她的汉语达到了相当的造诣，每次大家当面用中文议论她，她都若有所思，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她常年在海外传播德语，有着丰富的“对牛弹琴”的经验，性格磨砺得异常和蔼。在北京的岁月中，她经常骑着一辆二八铁驴穿过北京大街小巷，偶尔遇到我们打招呼便招手大声打招呼，车速却丝毫不减。

　　有一次她要求我们写一篇“计划生育”的文章。按当时大家的水平，估计也仅仅能说清楚“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粗浅的道理。不过有位同学一时激动，在文章中写道：“以后中国将允许受过高等教育的且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更多的孩子。”这其实估计也仅仅是这位同学个人未来构想的一厢情愿，结果S老师无端大大光火，她微红脸膛瞬间变做火红，棕色的头发也如同电炉丝般颇有些“怒发冲冠”。

　　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她非常严肃的说，“同学们，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搞的就是这一套。”她立马跑题讲起了法西斯，大致意思就是说，如果允许某些人多生孩子，就是一种变相的“人种优化”政策，会走上德国的老路。虽然大家都觉得她有些太敏感了，还是费劲的攒了一些词汇说清楚了这仅仅是一种设想，她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沉痛的表情说，“同学们，我希望其他的国家永远永远别走上德国的老路。”

　　我的另一位德国老师克老师来得有些蹊跷。他刚刚意气风发拿到了德国文学博士，刚刚分配到DAAD(德意志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就稀里糊涂在被派到中国。按照常理，他这样刚毕业的“新鲜人”起码要在国内磨练个三年五载然后派到文化传统比较相似的欧洲先行锻炼，然后才会跨过欧洲大陆，穿过重重文化障碍派到中国任教。而且他来的时候正值暑假，无人接收他开始工作，他只能在举目无亲的北京晃荡了两个月。

　　克老师基本接近于文学作品中的那些德国人。他个子很高，表情很严肃，走路如同军人，气质酷似《未来战士2》中的液体机器人。他很少和他的学生们开玩笑，讲课每次都是一直接坐在讲台上进行。

　　他的最大失误是高估了我们的水平。第一节课，他面对着大家微笑着说：“大家已经学过两年文学了，想必古典作品知道，我们今天来讲讲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然后“结构主义”“结构”“解构”几个名词开始大幅度的出现，这也是大家仅仅能听懂的几个词汇，很快，克博士进入了“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状态。

　　从此以后，不论刮风下雨，海枯石烂，也不管有几个人睡着了，几个人上课(除了有一次北京突降沙尘暴，克老师不知道这是什么自然现象，吓得没敢出门)，他都岿然不动讲着几乎无人理解的现代文学理论，态度及其认真。

　　而在作业问题上，则爆发了更大的冲突。国人奉行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原则，与德国人的治学观点发生了严重碰撞。德国人写论文，只要不是自己的观点，就必须加引号，必须加到参考文献中，否则整篇文字公信力丧失。乃至于他们讲课的时候，引用别人的话，都要在头左右两侧各伸出两个指头挥动，做状，名曰“加引号”。

　　遇到在网上“down”的文字，克老师总会很严格的一字不漏的将该文的网址写在文章下面，并且从不打分，于是很多同学投诉他“歧视中国人”“搞人格侮辱”。迫于舆论压力的克老师取消了这种对抄袭者加以鄙视的做法，改成直接打零分。结果又遭到投诉，称“不及格就是不及格，给2分即可，打零分也是一种变相的人格侮辱”。最终的结局是抄袭的同学获得了心满意足的2分。

　　不过，最终毕业的时候，克老师仍然以一份异常高难度的卷子作为了整个大学生涯的结束，传说是德国某州的语文高考题，虽然最后每个人都很宽容的获得了通过的成绩，但能够准确的看出，直到最后，这个年轻的德国人都在坚持着自己的治学高度，只是通过的标准被迫妥协了。

　　毕业后在外企工作，我负责“贴身保护”的工程师，名叫Jans，被中国同事音译为“燕子”。他负责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维修公司车辆，基本是白天9点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打电话约我们和他一起去喝酒，半夜时分回到自己的宾馆房间中，再利用时差和互联网的协助继续开始德国时间的工作，而且24小时接听电话，解答德国同事的技术难题，完全不知道他何时休息，工作时却从来都是精神百倍。再他看来根本就没有倒时差的问题，所谓来中国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加班”而已。

　　燕子在公司内人称中国通，由于在混迹国内多年，身上德国人的古板与严肃也消减了几分，颇掌握了一点中国式的“狡猾”。每次会见中国合作方的领导，他都会热情的与之握手，宛如多年未见的老友，还懂得寒暄几句“孩子上学了吗？夫人身体怎样？”，同时又在我耳边嘀咕一些 “这个人很友好，那个人很坏”之类。

　　他对中国人的智慧心存敬佩。到上海的一些工厂里，他时常会心生恐惧，害怕德国的技术被中国人学走，每次设计好的线路图都要一改再改，要求我时刻在他公文包旁边守卫，防止被“工业间谍”钻了空子。他还常常满怀阴谋论情结对我说：“咱们德国生产的车又被他们给拆开偷偷研究过啦，线都是乱接的，我看出来了。”我心想：“谁是你老乡？”

　　他又说：“我们很害怕与中国人做生意，我们的技术恐怕很快会被中国的合作伙伴学走，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市场这么大。”

　　他激动的说，中国人太厉害了，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没有事故，如果在德国这样早就死伤一片了。随后，他严肃的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不佩服不行。我心中不知是该喜悦还是难过。而在中国同事们的眼中，燕子是绝对的好人，会做人，好相处。

　　矛盾而简单的德国人，敬业又热爱生活的德国人，理性又疯狂的德国人，骄傲又亲切的德国人……

　　他的邻居们跟他不那么相投。德国人被认为不具备欧洲所共有的幽默感和自由精神，他们将自己苦苦束缚在一些他们自己甚至都没办法理解的桎梏之中，孤独的漫步在欧洲大陆之上。

　　欧洲邻居们甚至认为，“与德国人和与霍屯督人(非洲某稀有人种)打交道没什么区别”。在国人看来，德国人也显得很古板冰冷，缺乏幽默感，他们近乎狂热的遵守着某些苛刻的规则，就如同千百年前日耳曼各个部族那些原始的法律。

　　2001年，德国著名组合 “王子乐队”创作过一支叫做《德国》的摇滚歌曲。在歌中他们唱到，“即使上帝只亲吻过地球一次，那么他亲吻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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